董肇楊 | 生而為醫,是我最大的幸福

董肇楊

生而為醫,

是我最大的幸福

人 物 介 紹

董肇楊,上海武警醫院燒傷與創面修復科主任,主任醫師,博士。2002年初任科主任,在他的帶領下,科室被上海衛生系統評為先進病區,被武警上海總隊評為文明科室,科室榮立集體三等功一次,科室曾獲武警部隊科研成果二等獎、三等獎、四等獎及上海市科技進步二等獎。在國內、外專業雜誌上共發表論文100餘篇。

採訪筆記

“你到底圖什麼呢?”這是我反覆追問他的一句話,這個拚命退還紅包,甚至還自掏腰包動手術的軍人,實在是一個另類,他說,什麼都不圖,就圖當下的心安理得,“我在做一件很少有人願意做的事,不能分心,榮譽和金錢,都容易讓人迷失,我不能。”

武警上海總隊醫院燒傷和創傷修復科主任,主任醫師董肇楊,擅於大面積燒傷治療,大面積創傷修復。

半個腦殼的中年人,從火葬場拉回來的小伙子,生滿蛆蟲的殘肢,百分之八十五燒傷面積的小孩,沒了陰莖的下體……我想,這輩子見到最恐懼的畫面,是在他的電腦上。他邊看邊說,我的胃神經卻一陣一陣抽搐。

“他們來的時候就是這樣,我沒得選擇,我也不會推辭,我知道,找上我,是彼此的緣分,我給他們最後的希望,他們成就我完成一件件高難度的作品。”

從頭到足,從燒傷到創傷,他的皮瓣創新修復能力巧奪天工,我後來見到了一張張手術后的照片,照片上的人都在微笑,死神已經暫時走開了,他們的軀體不再猙獰,不再觸目驚心。

“他們都挺好的,還懂得感恩,出院的時候有跪下磕頭的。好多人都是赤貧,我們還得想法子捐款給他們做手術,以及術后康復。”他說。

“我就是個收破爛的,撿到每一件破爛,我都如獲至寶,煞費苦心的修復,徹夜難眠的思索,為的是還一個承諾,還一個尊嚴。”他說。為此,他有時被同行奚落,有時被同事誤解,他依然故我,我行我素,特立獨行。

這就是他的人生,從江西農村走出,已經在燒傷創傷領域頗有建樹的他,常常會夢見一頭孤狼,在冷冷的峭壁上長嘯,“一次次自我挑戰,蠻孤獨的,不過我會自我安慰,每完成一次巨大修復,會喝一口小酒,自我得意一番。”

我見到的觸目驚心的創口,在他看來早就司空見慣,許多別家醫院不收的病人,把他當做最後一根稻草,他說,照單全收,我盡最大的努力治療。

我問,如果你在瑞金,在仁濟這樣的平台,你會怎樣,他說,人生如棋,落子無悔,每一步都有每一步的意義,每一個平台都有這個平台的宿命,“我在這裏,當下很好,我的刀法和創新力得到激發和完善。”

有空的時候,他打網球,慢跑,他說所有的委屈和壓力,都會隨着汗水,流淌殆盡,人到中年,他說還有激情,只是更有厚重感,高三的女兒用阿黛爾的歌聲鼓勵他,被他用作手機鈴聲,每次聽到這個鈴聲,他心中無比滿足。

“見過太多死亡了,我認為我們的工作應該有更遠大的目標——助人幸福。幸福關乎一個人希望活着的理由。在形形色色的理解里,生命與死亡的尊嚴形態各異。但盡可能地遵照本人意願,做出符合內心需求的選擇,才是尊嚴的真意。 ”

我和他聊起我們這個年代的共同記憶,他說極盡疲憊的時候,會找一些老電影溫習,“儘管電影是黑白的,但裏面的每一個臉蛋都是明媚的,每一副牙齒都是潔白的,每一個衣衫襤褸的人都是溫暖的,每一個壞蛋的臉上都是貼着標籤的,每一個堅持信仰的人都是忠誠的,每一個女人的心裏都是充滿希望的,世界可以如此黑白分明,人性可以如此美好,我願意相信。”

1從醫之路

談話從一個又一個觸目驚心的病例開始。

電腦上的照片一張張展示着,患者被燒傷的慘狀,看得人心一直揪着。“你怕嗎?”我問。“做燒傷醫生怎麼能怕這個。”董肇楊平靜地說。

他有一個習慣,就是把病情用手機拍了,火車上,飛機上,甚至走路、吃飯,就拿出來看,構想手術方案。女兒從來不敢打開他的手機,就怕一不小心看到血肉模糊的殘肢斷臂。

董肇楊出身江西鄉村,從小學習刻苦,高考成績是縣裡前十名,被第一軍醫大學錄取。懵懂的他覺得,“不為良相,便為良醫”,當個治病救人的醫生也蠻好的。雖然特立獨行的性格,與軍校的“令行禁止”有些格格不入,一開始並不習慣,但是這之後幾十年,他再也沒有脫下過軍裝,軍人的品格融入身體里。現在他和同事去打靶,十發子彈,依然可以打99環。曾經有鬧事的病人家屬,握着水果刀刺過來,他不假思索一個空手入白刃,奪下刀來,把一場一觸即發的流血事件消弭於無形。“這豈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?不畏艱險,這就是軍人。”

大學畢業后,他曾在瀋陽軍區235醫院做了四年普外科,1993年,“中國肝膽外科第一刀”吳孟超教授在第二軍醫大學任教,董肇楊心動,想要去考吳孟超的研究生,可惜最終失之交臂。1999年,他在長海醫院燒傷科師從陳玉林教授博士畢業,作為人才引進,來到武警上海總隊醫院。

醫院不大,病人也少,科室里十個醫生,那年冬季,科里只有5個病人,這是當年的狀況。燒傷科涉及到身體的方方面面,需要對多學科的了解。董肇楊正好有做大外科的經驗,也更願意留在臨床一線。有人說,“燒傷科是公認最慘的科”,沒人願意做。可是董肇楊堅持下來了,2002年,他37歲時,任燒傷科主任,很快度過了適應期,救治了一個個不可思議的病例,在某些領域,做出了國際創先的成功。

2山外有山

據統計,每年因意外傷害的死亡人數中,燒傷僅次於交通事故,排在第二位,而且在交通事故傷害中,也有大量傷員合併燒傷,當燒傷佔全身表皮面積的1/3以上時就會有生命危險。

我國燒傷專業的發展是從抗美援朝戰爭開始的,主要是治療中小面積燒傷和燒傷后瘢痕攣縮後期整形的傷員,之後救治燒傷的工作在全國逐步被普及推廣。1958年上海瑞金醫院成功搶救了被嚴重燒傷的工人邱財康,這是全世界第一次治療燒傷面積超過80%的病例。如今我國燒傷治療水平已經躋身於世界先進行列。歐洲頂尖權威專家曾在公開著作中表示:燒傷科和斷肢再植,是中國醫生對世界的最大貢獻。

每一年,董肇楊都能收到十幾面錦旗,他都默默收起來,他不願以此對外炫耀。但他的診室的牆上,的確也掛了一面錦旗,上面寫的是“醫術精湛,醫德高尚”幾個字,普普通通,平淡無奇。然而在這面錦旗的背後,有一個傳奇故事。

那是個29歲的年輕人,出了嚴重車禍,顱骨骨折,顱內血腫,硬膜下血腫,硬膜外血腫,蛛網膜下腔出血,骨盆骨折,左脛骨骨折,腎功能衰竭,膿毒症,皮膚廣泛撕脫傷……在某大醫院醫生搶救了十幾天,無力回天。最終,病人被送到殯儀館,準備火化安葬。可是,躺在殯儀館柜子里,他竟然又頑強地活了過來,發出了聲音。親人們又驚又喜,馬上送到醫院繼續搶救,此後輾轉到董肇楊手裡。

這麼重的病人,在別人眼裡,接下來實在有些傻。面對家屬的誤會和同事的不理解,董肇楊不顧別人的眼光,爭分奪秒把手術做完,為病人爭取生存的時間,之後整整四個日夜沒合眼,在重症監護室看護病人。幸好蒼天不負,最終搶救成功。病人出院的時候,送了他這面錦旗。

這個病例在國內燒傷界被傳為一段傳奇,全國的幾家大醫院邀請他專題講座。面對台下的大主任,甚至院士們,董肇楊絲毫不怵,他說,當初之所以肯接下來這個病例,不為名,也不為利,也許很多人碰到了會迴避,可是自己會往前沖。“人活在世上,就要做些有意義的事,每次和這樣的病人接觸都是一種緣分,也是一次鍛煉機會。放棄很容易,但是一個醫生想要成就自己,不能見到困難就繞路而行。就像登山運動員一樣,登頂的喜悅只是一瞬,山外有山,更高的山峰等待着挑戰。”

3拯救生命

曾經有一個青海玉樹的車禍病人,前期手術情況非常糟糕,很多大醫院都感到棘手,最終又到了董肇楊的手裡。他之前沒有見過類似病例,卻也不拒絕。病人的氣管被切開,說不出話,他思考了很久,和妻子一起研究解剖結構,最後設計了一個疤痕皮瓣,但是皮瓣裂開,又巧妙地在病人頭下多墊了一個枕頭,把一個不可能的病例救過來了。這個病例中,董肇楊說,重要的是對解剖的重視。

一位老師曾經告訴過董肇楊:“外科醫生最基本的兩個素質是,紮好血管,熟悉解剖。”董肇楊牢牢記住了。所以他對於解剖格外重視。2004-2005年期間,他曾多次到屍體解剖室做解剖,了解人體結構,並且參加屍體解剖學習班,拍了大量照片,有空就翻看琢磨。有時碰到非常複雜手術睡不着,他甚至會在半夜裡爬起來翻解剖圖冊。

做這些的原因是,他對生命的尊重。“沒有任何一本教科書告訴你所有疾病的治法,在遇到之前沒見過的病例,被難住時,到哪裡去找答案?到解剖結構里。我把解剖書當做最好的老師。”對解剖的熟悉,讓董肇楊手術的時候不會犯錯,即使面對被流彈打傷,子彈距離心臟只有一公分的手術,也顯得游刃有餘。

前幾年,有一個乳腺癌手術病人,手術后傷口裂開,遲遲無法癒合,後來被推薦到了董肇楊這裏,他巧妙地設計了一個“凸形皮瓣”,一舉成功,後來,同類的病人全都來找他;還有過一位84歲的老太太,被公交車壓過下肢,下肢骨頭很多都外露並壞死了,本來要截肢,被他用自己發明的技術,保住了老人的雙腿,老太太86歲的時候,自己一路走來感謝他;一個25年前燒傷95%,被救回來的病人,腳上長了一個很大的肉瘤,需要切除,但是由於身體曾被大面積燒傷,因為下頜與前胸壁粘連而導致頭部後仰困難,全身麻醉根本無法插管,後背因疤痕嚴重並伴有創面也導致腰麻根本打不進去。董肇楊就用一支局麻藥,完成了大腿高位截肢手術。後來查文獻得知,這樣的手術在全國也沒有先例,並且在軍事和搶險救災領域,有着廣泛的應用前景。“戰爭年代或者抗震救災時期,醫療隊必須在極其有限的條件下搶救傷者,所以這種‘局麻截肢’手術,很有推廣價值。”

雖然創先的事物必將帶來很多的經濟利益,但是董肇楊並沒有想將這項成就據為己有的念頭,他說,“醫療技術是屬於大家的,沒有專利之說。希望我的這個病例,能夠讓更多的生命得到拯救。”

4生而為醫

2015年五月,在上海金山區的一個只有兩歲的仡佬族女孩,玩耍時掉入滾燙的豆漿鍋中,全身燒傷面積超過85%,被輾轉送到上海武警醫院時,已經生命垂危,處於休克狀態,連哭聲也沒有。

小女孩被安置在燒傷科ICU病房,董肇楊見到之後,也嚇了一跳,這是二十多年來,武警醫院遇到過的最嚴重的一個病例。他在旁邊守護了一整夜,第二天早上,帶了些小水餃和雞蛋給孩子吃,沒想到,被孩子全部吃光了。

小女孩強烈的求生慾望,給了董肇楊救治的信心。武警醫院之前救治過的燒傷孩子,燒傷面積最大的是70%,燒傷面積越大,供皮區就越少,難度會成倍增長。經過大家反覆商討,最終拿出了治療方案。為了減少小女孩的痛苦,醫院將清創植皮手術減少到3次,燒傷科幾乎全員上陣。

難度如此大的手術,費用無疑是個天文数字,但是董肇楊說,“當時就一個念頭,先救了再說,費用再想辦法。”他在家裡跟女兒提起,女兒說,“我們來捐款吧。”自己首先捐出了一千元。後來經過電視台的報道,本院醫護人員和社會各界人士自發伸出援手,加上醫院的減免,將小女孩的手術費用湊齊了。104天,前後三次手術,最終小女孩順利出院。

這個病例也是中國醫生治燒傷的新高度。董肇楊記得,二十年前德國弗蘭堡大學的一位大外科主任,見到一例80%成人救治成功時就感嘆說,你們中國醫生治療燒傷真了不起!如今這麼2歲的小孩,面積達到85%竟然也能救活,不知他知道后該怎麼說?

董肇楊坦言,很多手術都非常棘手,他就像是“撿破爛”一樣,撿起一個個別人不願意碰的手術,當做自己最珍貴的寶貝。這些病例中,病人的家庭大多貧苦,可是即使再付不起錢,他也不會把病人往外推。他說,人生在世,生而為醫,能夠救死扶傷,是最大的意義所在。他這一輩子,最看重的就是,“醫生”這兩個字。

您遺憾沒有去更大的平台嗎?

事物都有兩個方面,在大的平台里,也許有雄厚的多學科支持,但是在小的平台,自己的主觀能動性、創造力會得到更大的發揮。2002年我開始做科室主任,給了我很大的鍛煉。

您是一個特立獨行,堅持自我的人。

我有我的志向,並且會一直堅持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取向,比如在文革期間,那麼混亂的年代,老舍選擇了自殺;談家楨在牛棚里提取DNA;更多的人,隨波逐流,渾渾噩噩。
我非常感謝我在長海醫院燒傷科的導師陳玉林教授,他給了我人生道路上很大的啟發。他說,一個醫生要有所成就,強烈的進取心,名師的指導,複雜病例的磨練,這三點缺一不可。

這麼多年過去,您身上的熱血還在不在?

有句話叫“勿忘初心”,所以人始終要有自己的方向。我回到家鄉,每年都會給村裡的老人和大學生家裡包一個紅包。不為什麼,只是希望老人可以健健康康,年輕人能夠有所成就。
為了錢去做事,有點低俗了。我做事只是因為我以此為樂,並且一直堅持這個初衷。很多手術對象都是窮光蛋,我還要經常貼錢,但我很開心。

您在手術台上的風格是怎樣的?

我手術台上的氛圍是很輕鬆的,不過,我就有一個習慣,進手術室不帶手機。邊打手機,邊做手術,我非常反感這種人,這是在拿自己的信譽和病人的性命在開玩笑。

您的家人是您最大的支持吧?

我的女兒今年高三,喜歡唱英文歌。前段時間她在錄音棚里,錄了一首歌《when we were young》,我把它設置成手機鈴聲,有時聽一聽,這是我最大的寬慰。

您最懷念的是什麼?

最懷舊的,還是高中時候的理想和情懷。那時的奮鬥過程,是永遠在路上。我們看過了很多生死,回過頭來,發現再多的財富都帶不走。所以,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,我要集中精力去做自己覺得最需要做的事情。

空閑時間,您會做些什麼?

不做手術的時候,去打網球,這是我最大的愛好,堅持三十多年了。大學時我曾經在群體賽廣州天河體育中心獲過第六名(參賽选手六千多人)。另外,我還很喜歡跑步。運動可以讓人忘掉煩惱。

您覺得,醫學的核心價值是什麼?

醫學的核心價值是人,醫生是為人服務的。這種成功的快感就像登山一樣,如果哪一天,哪一個病例弄得我身敗名裂也沒關係,我還是會繼續攀登。

採訪/唐曄  編輯/季銀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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